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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广场舞秩序,应法治与自治相结合

  来自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河北联谊会荣誉会长屈恩,今年的提案关注了广场舞问题:建议将因广场舞等导致的扰民问题纳入法制和社会管理的范畴和轨道。将广场舞组织纳入政府管控的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的管理之下,对这些团体及成员进行实名登记,在街道办同意的时间、地点、形式开展活动。针对这类“中国大妈”的群体和行为,制定民间非政治团体及行为的管理法。

  广场舞扰民,是一个令人头疼已久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关于广场舞扰民、引发冲突的报道比较少了,但并不是问题被解决或自行消失,而是近年来这类新闻太多导致舆论关注边际效应递减的结果。去年12月,南京、上海曾曝出过广场舞大妈强入酒店大堂、占领地下车库的情况,而相关管理方乃至执法部门,除了劝阻、协商,基本再无计可施。即便这种情况属于少数人的行为,但若各方总是“无计可施”,发展下去必然是矛盾冲突的隐患渐积渐重。

  屈恩委员关于“将因广场舞等导致的扰民问题纳入法制和社会管理的范畴和轨道”的建议,尽管有些方面未必可行,比如实名登记管理——这属于法外增加公民义务,恐怕还涉及限制公民活动自由的问题;但建议的大方向——建立一种基层公共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机制,是值得探讨的。

  跳舞、锻炼,原本是公民自由,街道办对其进行实名登记、规定时间地点等等,目前无法可依,对这种问题立法,恐怕也不合理。而事实上,规制广场舞等活动秩序的问题上,主要不是缺法。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噪声污染防治法》中的相关规定如能得到有效执行,不管是噪声扰民,还是强占地盘甚至强入酒店等等,都不应出现管理上“无计可施”的尴尬。

  当然,对管理部门的人性化执法,某些语境上,我们也应给予一定的理解。但人性化执法不应成为不管理甚至“绕着走”的理由。否则,就可能又陷入平日里不重视、不作为,等出了大事再高度重视的“套路”。

  屈恩委员的建议,实际上是提出了创新基层群众事务管理与服务的课题。这方面,有些地方曾有过积极的尝试。比如,2017年山东济南市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联合景区管理部门,对健身团队实行积分制管理:投诉少、秩序好的团队可以进入景区,而投诉多、难管理的团队将被相应减分,低于规定分数后,淘汰清理出景区,目的是通过这种积分制管理,最终形成团队内部自我约束的管理模式。

  这种引导和约束健身团队自治的模式,各地都可以借鉴。虽说,景区有其管理优势——景区的地盘景区做主,但事实上,不论社区活动场地还是市民广场,都是公共地带,一是公共管理部门拥有维护秩序的义务和责任,二是任何人在公共场地的任何活动都应遵守公共秩序规则。而辖区街道办、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也可以探索类似“信用记录”的管理方式,对健身团队和人员进行积分考核管理。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尝试一些地方立法,或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政府指导性文件。

  事实上,广场舞等群众娱乐活动,从活动场地、音响及照明用电等硬件保证上,都离不开社区和物业机构的支持。如果有关方面将服务与管理统一起来,对活动的文明、守法情况进行考核,应是解决广场舞扰民的一种有效办法。这个问题上,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或文件明确基层公共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基层部门有了压力,才会有积极认真解决问题的动力。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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