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松华

　　在依稀的晨光里，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起床了，在我们家前屋后屋急促地走动、小声地说话。他们在忙着我们家“高”年猪前的准备。

　　“高”，在家乡人心目中意味着最在上之称，热烈、盛大。“杀”是家乡人在过年时最禁忌说的话。用“高”年猪来代替“杀”年猪，那是对自家年猪的敬畏。也是年猪对这年的最神圣的奉献。

　　那时，虽然生活清贫，可家家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养一头大肉猪到过年“高”。如果到过年时，没有“高”一头猪，那这个年的质量将要大打折扣。

　　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轻手轻脚地做事、交谈，他们不想惊动猪圈内的那头猪。此时，他们个个神情肃穆、不苟言笑，养了一整年的猪将要在下一刻杀身成仁，主人自然于心不忍。人畜之间也是有感情的。

　　尽管四个大人把说话、做事的“音量”放得最低，我还是早早在这边床上醒来。每到年的节骨眼上，孩子们的心情都显得特别激动，不像平日，总要在大人的千呼万唤中才肯起床。跟我同睡一床的二弟也在那头醒了，他从被窝探出小脑袋一会儿看我，又一会儿侧耳听屋那边的动静。他知道今天我们家“高”年猪。二弟小我三岁半，他还不会自己穿衣服起床，需要妈妈帮他穿。妈妈正忙得热火朝天，一时三刻顾不上他。我把他哄进被窝重新躺下。

　　灶屋，烟雾昂扬、热气弥漫，祖母和母亲正在用三眼灶台中靠里边最大的一口“老天锅”烧开水。水开得咕噜咕噜冒热泡，祖母还在往灶内填柴。这一“老天锅”开水，马上要用到煺猪毛，所以水要烧老到，多沸腾几次，待年猪一放“红”，就用两只水桶把开水盛过去，倒进烫猪盆。

　　祖父种田，也是做泥匠的手艺人。他还有一门匠艺，会杀猪。每年到春节，祖父都会和邻村的一个男人做搭档，给邻近村庄的农户家“高”年猪，赚些过年费。

　　祖父和父亲，还有那个搭档男人也来了，他们已经在前屋晒坪上摆开了阵势。本来，我们家也可以在后院“高”年猪，后院隔墙就是猪圈，放猪出来也方便。偏偏每一年都要把猪弄得高嚎着、人也累得生拉硬扯着，放到前屋晒坪上“做事”。我不知何故，问祖父。祖父说：“‘高’年猪要响众，要让村人看到。”原来，我们那乡下有传统，哪一家“高”完年猪，要请村人吃一顿年猪饭。放在明亮处“高”年猪，让村人看到，这家在“高”年猪，等会儿要去他家吃年猪饭。如果放在后院，放在偏僻处“做事”，怕被村人误会，这家人不想请村人吃年猪饭。

　　祖父和他的搭档男人，还有父亲就可以架猪“做事”，祖母和母亲自然在准备年猪饭。吃年猪饭，当然以家中新宰杀的这头猪为主菜肴，每桌一大钵猪血汤，一大盘红烧肉，一大碗肥肉细条汤，至于猪肝、猪肚、大肠，都用来炒、爆、焖、焗、煮，外加上其他到过年时节才可以吃上的腐竹、木耳、香菇、粉丝，搭配上自家菜地种的这时节出产的胡萝卜、大白菜等，一桌丰盛的菜肴就呈现在前来吃年猪饭的村人面前。

　　祖父他们已经提绳索往猪圈走。我自觉躲得远远的，却被母亲喊过去，她让我现在就去外公家，请外公一家人都来吃年猪饭。我知道家里人已经提前跟外公家打了招呼，让他们今早来我家。可农村的礼节还是要过的，母亲这是让我去陪着外公他们来。我老大不情愿，他们这时哪有空去，自然落到我这大孩子头上。

　　外公家不远，两里路，我小跑着就到了。今年，除了做剃头匠的大舅一早出门剃头，顺带收账，其他人都来了，快坐满两桌。慢悠悠地走路，我都急死了。想回家把猪尿泡吹起来。猪尿泡得带着猪体内的热气好吹起来，冷久了，就吹不起来了。

　　每一年“高”年猪，我们小孩最高兴的事就是有猪尿泡玩。猪尿泡吹起来后，不易破，可以当球踢着玩。

　　我一路想着，我家的年猪理到什么程度，那猪尿泡是不是被做搭档的男人在理猪内脏时，随手扔垃圾桶里了。当我陪着外公一行人到家时，年猪早理好了，祖父正用清水洒扫晒坪，父亲在忙着一家家跑，请村里人来我家吃年猪饭。从屋里飘出一阵阵的菜香，我咽了下口水，先不管了，我也不再陪外公他们进屋。我奔向祖父，大喊：“猪尿泡！猪尿泡！在哪儿？”

　　祖父瞪起眼儿，骂：“真不懂事，去陪外公他们坐！”

　　我几乎要哭出腔儿，冲祖父喊：“我要猪尿泡！”

　　“喏！在那儿。”祖父只得停下洒扫，指向屋檐下。我这才发现，那儿悬挂着一只吹起来的大大的猪尿泡。

　　每年都是这样，在小年前的两三天，村里人家就开始“高”年猪。然后一家家的，都请去吃年猪饭。年的序幕就在一家家的请吃年猪饭中拉开。

　　我摘下猪尿泡，再也顾不上吃年猪饭，邀上几个小伙伴，踢猪尿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