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宁县召开的全国《尚书》研究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会场。

　　李曜位

　　《尚书》被尊为“政书之祖，史学之源”，记载了虞、夏、商、周时期，涉及政治、宗教、思想、哲学、艺术、法令、天文、地理、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内容，是一部浓缩了上古时期智慧与文明的鸿篇巨制。

　　孔子删书：编纂五经之首《尚书》

　　孔子对浩繁的《尚书》进行删减、整理，将其作为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使得《尚书》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尚书》所代表的正统思想，为儒家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

　　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除秦国史书、博士官所藏以及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外，其余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皆被焚毁。尽管宫中档案仍保存有《尚书》，但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一把火烧毁了阿房宫，多数宗社档案付之一炬，《尚书》也未能幸免。

　　伏生藏书：传授孤本《今文尚书》

　　伏生，名胜，字子贱，秦朝济南郡邹平人，自幼嗜古好学，对《尚书》研读尤精，曾被任命为秦朝博士。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禁书令。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珍藏的一部《尚书》匿藏于墙壁之中，随后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直到汉朝建立，伏生才辗转回到故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墙壁，寻找自己珍藏的《尚书》，然而，多年的风雨侵蚀和虫蛀鼠咬，使得大部分竹简已经损坏，只剩下二十九篇。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识和顽强的毅力，开始对这些残篇进行整理和抄录。他深知，这些残篇是《尚书》仅存的血脉，是传承古代文化的希望所在。

　　汉文帝听闻伏生精通《尚书》，便下诏征召他入朝传授。然而，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无法长途跋涉前往长安。汉文帝便派遣太常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家中学习。由于伏生年事已高，口齿不清，他的女儿羲娥便在一旁代为解说。晁错则以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将伏生所传授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这些用隶书记录下来的《尚书》，被称为《今文尚书》。它虽然只有二十九篇，远不及孔子编辑《尚书》的篇目数量，但却成为当时人们学习和研究《尚书》的重要依据。

　　孔安国译书：编就新版《古文尚书》

　　在伏生传承《今文尚书》的同时，另一部《尚书》的出现，为《尚书》的研究和传承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就是《古文尚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宫室，拆除了孔子的旧宅。鲁恭王意外地在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典籍，其中就包括一部《尚书》。这部《尚书》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在文字、篇数和内容上都存在差异，它被后人称为《古文尚书》。

　　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有幸得到了这部《古文尚书》。他以《今文尚书》解读之，将这部用古代蝌蚪文字书写的《尚书》翻译成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开创了 “尚书古文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所传的《今文尚书》先后被立为官学，成为当时学者们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版本。然而，随着《古文尚书》的出现和传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为后世《尚书》的研究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梅颐献书：传承绝本《古文尚书》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国家元气大伤。紧接着，“永嘉之乱”爆发，匈奴等少数民族趁机入侵，西晋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迅速走向灭亡。在这场巨大的战乱中，国家藏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今文尚书》由于主要收藏在官府，在战乱中全部丧失。使得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就此失传。

　　梅颐，字仲真，他的祖籍是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县）。然而，汉末的战乱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当时，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汝南地区的百姓纷纷逃亡。梅颐的祖上也在这场流民南迁的浪潮中，来到了豫章郡。

　　豫章郡海昏县为了安置这些来自汝南郡西平县的流民，特意侨立了西平县。三国时期，因为其地处东吴的最西面，东吴改西平县为西安县，原来侨置的西平县地便在后来的西安县境内，也就是如今的武宁县石渡镇一带。就像当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填写个人履历表，只填籍贯而不填出生地一样；史书记载人物时，习惯性地称其祖籍地，所以梅颐虽出生在武宁，但仍被记载为汝南郡西平人。

　　梅颐的家族在武宁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勤奋好学，对古代典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东晋时期，梅颐担任了豫章内史这一重要职务，他的学识和品德在当地备受赞誉。

　　在东晋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之际，文化的传承和恢复显得尤为重要。晋元帝司马睿深知经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他积极搜求散失的文献，希望能够重振文化。此时，梅颐挺身而出，向晋元帝献上了家里收藏的绝世仅存的孤本——《孔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在后世的流传奠定了基础。到了唐朝，官方制定《五经正义》时，就采用了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底本。

　　朱熹辨书：引发否定《古文尚书》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在《朱子语类》中直言：“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怀疑古文经可能为后人“依仿而作”。他指出“孔传”注解存在逻辑矛盾（如对“克明俊德”的解释混入道家思想），并质疑孔安国为何不注今文而独注古文。朱熹以理学宗师之尊质疑经典，动摇了《古文尚书》的神圣性，推动了明代以后的辨伪思潮。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继承了前人的辨伪成果，认为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是刘歆等人伪造的，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汉的政治需要，将其视为伪经，对其真实性予以彻底否定。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也认同梅颐的《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他从历史背景、文献传承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该书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和学术发展脉络，是后人伪造的产物。

　　尽管《古文尚书》被许多学者判定为伪书，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真书，或对其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以下是一些代表人物：

　　吴澄在其著作《书纂言》中，对《尚书》进行了重新编次和注释。他虽然对《古文尚书》中的一些内容有所怀疑，但总体上认为其中有一部分是先秦古籍的遗存，不全是伪作，对《古文尚书》持一种相对折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真实性和价值。

　　清代毛奇龄著有《古文尚书冤词》，专门为《古文尚书》辩护。他针对阎若璩等人的辨伪观点，从多个方面进行反驳，认为《古文尚书》并非伪书，而是有着可靠的传承和依据。

　　近代王国维在研究古史时，认为《古文尚书》中的一些篇章虽然可能经过后人的整理和加工，但其中仍保留了不少先秦时期的史料和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伪书而全盘否定。

　　梅颐家乡学书：再次肯定《古文尚书》

　　多年来，从小在赣北长大的北京豫章桃花源研究会会长朱诗文潜心研究“江南侨置郡县”“豫章桃花源”和“《尚书》的流传脉络”等选题。他引经据典首提梅颐是江南豫章郡（今江西）侨置西平县人即今武宁人。武宁于汉末侨置西平县并筑西平城，典出三国孙权谢夫人之弟谢承《后汉书》，后世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及明清《武宁县志》皆有载录。

　　无巧不成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尤韶华研究员是我国研究《尚书》的大家。他特别喜爱岳母家——武宁的山水，近年长时间居住在这里完成了《归善斋<尚书>诸命章句集解》《归善斋<尚书>杂著五种章句集解》《归善斋<禹贡>章句集解》等专著。此前，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尤韶华为会长）曾先后在北京、福建省周宁县、常州大学举办了《尚书》学术研讨会。

　　有一天，尤韶华的友人、武宁乡贤朱诗文夫妇回归故乡，寄居在尤韶华寓所。在交谈中，朱诗文阐明两个观点，武宁县在晋代名为豫章县，梅颐是豫章县人。

　　尤韶华查阅相关史料，就此问题作了考证。其一，史书记载人物，习惯性称其祖籍地。其次，侨置之名，起于晋代，永嘉之乱，晋室南渡，沦陷区人口大量南迁，东晋政权为安置这些流民，在寄居地，以流民来源地原有的名称，设置许多郡县，称为侨置。其三，梅颐在《永嘉流人名》有载，应是具有流民身份。侨置西平县的，只有汉末豫章郡。其四，梅颐为豫章内史，可以印证梅颐祖上从汝南郡西平县迁居豫章郡西平县。

　　梅颐的先辈从汝南郡西平躲避战火而来，从而进一步认证梅颐献的《尚书》是真书。相关的多篇论文，得到研究《尚书》专家学者的认可，为《尚书》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为此，朱诗文筹资发起，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于2023年12月在武宁县主持召开了“侨置郡县与豫章桃花源历史文化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侨置郡县与豫章桃花源”相关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同时也为研究梅颐拉开了序幕。据了解，清华大学专门为一个县的历史文化做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国际《尚书》学会会长、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在会上认为，梅颐在《尚书》传承中的作用要远高于伏生。尽管梅颐《尚书》的真伪有所争议，但是不管其真伪，《尚书》的历史价值，以及梅颐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有责任给以梅颐应有的历史评价，并积极发掘梅颐《尚书》文化。

　　紧接着，2024年10月15日，在尤韶华、朱诗文的倡议和武宁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方平、柯干景、徐高峰等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法律史学会、清华大学历史系、扬州大学文学院等单位又在武宁召开了全国《尚书》研究与文化传播研讨会。

　　对于梅颐的历史作用，出席武宁研讨会的尤韶华告诉笔者说：“《尚书》的历史地位，彰显了伏生、梅颐的历史作用。从《尚书》的角度，伏生成就了孔子，而梅颐成就了伏生。没有伏生，孔子的《尚书》就止于先秦。没有梅颐，伏生的《尚书》就止于两汉。东晋以后流传的只有梅颐的《尚书》。从东晋开始，梅颐所献《尚书》一直是国家学府太学，或国子监的教学书目。唐宋元明清，又是科举的必考科目。官员处理政务常常引用《尚书》文句。《古文尚书》影响了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走向。《尚书》的传播在现代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