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安

　　走出电影院，霓虹灯晃得人眼花。那间叫“吉祥”的照相馆，1937年冬天南京城里的那点光亮，像根刺，扎在心上。

　　那年冬天，冷得骨头缝都发疼。枪炮声就在估衣廊外头响着，一阵紧过一阵。吉祥照相馆的门板关得死死的，可它成了几个人的救命稻草。邮差阿昌缩在角落里，身子总是不自觉地抖。照相馆老板老金，眉头拧成了疙瘩。还有那个唱戏的林毓秀，藏在装行头的大木箱里。翻译官王广海也在这儿，对着日本人，他脸上挤出笑，可那笑像是糊上去的。小小的照相馆，弥漫着显影药水那股子刺鼻的味儿，混着门外鬼子兵皮靴踩在地上的“咔哒”声。

　　这巴掌大的地方，像个夹缝里求生的窝。鬼子兵时不时闯进来，把拍好的胶卷往桌上一扔，吆喝着要洗照片。老金他们没得选，只能躲进暗房，在幽幽的红光下，一张张冲洗。那红光，照着胶片，也照着一张张惨白的脸。

　　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阿昌洗照片的时候。暗房里红光昏昏，他的手抖得厉害。胶卷浸下去，影像一点点浮出来。阿昌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比纸还白——这不是常去电报局取信的李家姑娘吗？柳树巷口卖杂货的老张头？还有……广安街米店和气生财的姜老板！昨天还活生生的人啊，怎么就成了照片里冰冷的影子？老金猛地一巴掌拍在湿漉漉的台子上：“不能洗了！阿昌！再洗，咱就是畜生，就是帮凶！”

　　就这么一句话，那小小的显影盘，成了战场。林毓秀，默默翻出她那件红绸戏服，拿起针线，一针，一线，把那些记录着罪证的底片，密密地缝进了衣襟里。后来，当那个叫伊藤的日本鬼子摄影师，又趾高气扬地进来催照片时，老金像头被逼急了的狮子，他抄起手边那盆刚配好的显影药水，用尽全身力气，“哗啦”一声，全泼在了伊藤脸上！药水烧得皮肉“滋滋”响。

　　在鬼门关边上打转，人是什么样，藏不住。阿昌那总也直不起来的腰杆，不知什么时候，慢慢挺直了些。王广海呢？他脸上的假笑越来越挂不住。还有个叫宋存义的逃兵，开头只想保命，最后却抱着半块城墙砖，砸向了鬼子的脑袋。

　　最刺目的转变来自日本摄影师伊藤。初入南京时他连举枪都犹豫，却在军国主义的浸泡中蜕变成魔鬼——当他将刺刀捅进阿昌身体时，那句“我们交个朋友”的虚伪被彻底戳穿。阿昌倒在地上，血汩汩地往外冒，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盯着伊藤：“我们……不是……朋友！……不是！”

　　电影里有个镜头，像烙铁烫在脑子里。老金突然冲到照相馆的背景布轴前，发狠似的一拉！“唰——”北京故宫的红墙黄瓦猛地铺满了整面墙；再一拉！“唰——”天津卫劝业场的热闹街景扑面而来；接着是“唰唰”几声响，上海城隍庙的烟火气，杭州西湖边依依的杨柳……小小的照相馆，一下子装下了整个破碎的山河。大家看着，没人说话，只有眼泪，悄没声儿地往下掉。“寸寸山河……寸寸金啊……”不知是谁，哽咽着念出来。这轻飘飘的几个字，却像千斤重的石头。

　　鬼子的相机，拍下的南京是割裂的。盖着“不许可”印的，是他们想藏起来的屠杀；摆拍出来的，是他们脸上贴金的“亲善”。而老金、阿昌、林毓秀他们豁出命藏起来的那卷底片，后来成了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最硬的证据——“京字第一号”。这卷胶卷，是在天塌下来的那一刻，一群小人物，用命，给未来留下的一颗火种。

　　当众人误以为获得了通行证可以出城而拍摄合影时，快门“咔嚓”按下去那一下，角落里，有人轻轻地哼起了一首老南京的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声音小小的，抖着。那调子，是家的味道。胶片定住了一瞬间，童谣在空气里飘着，它们都成了揣在怀里的“家”。

　　电影最后，林毓秀举着相机，稳稳地拍下了战犯谷寿夫被押上刑场的瞬间。那声清脆的快门，和当初伊藤拍下屠杀时的快门声，隔着银幕，撞在一起。这次，按下快门的，是活下来的人。当银幕上那些真实的老照片——炸塌的城墙，烧焦的屋梁——慢慢淡去，叠上今天南京城绿茵茵的梧桐大道，平静的玄武湖……那一瞬间，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我忽然明白了，那些缝在戏服里的底片，那些在暗房红光下发抖却硬撑着的手，它们流在血里，成了这个民族骨头里最硬的那块。

　　散场了，走在灯河里。抬头看见鸡鸣寺的轮廓，想着莫愁湖的水该是轻轻晃着，中华门那厚厚的城墙，还在那儿。这就是老金他们拿命守的南京啊。八十多年了，暗房里泡过血水的底片，总算在今天的太阳底下，显影清楚了。它照出来的，是当年那一点点，一点点从黑里透出来的光，被那么多人，用命护着，传着。

　　那些胶片，早就发黄变脆了。可每当我们走过南京的老街巷，摸着那些带着弹痕的砖墙；每当我们听到那首《城门城门几丈高》的调子，心里头默念着“一寸也不能丢”——那些记忆，就像新鲜的显影水，一下子漫上来。它流过时间的底片，让每一个后来的人，都成了那光的延续。那光，起于暗房，亮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