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媒体教室取代斑驳黑板，当智慧校园覆盖传统校舍，当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中国基础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在这片光鲜的表象之下，部分学校的教育实践却悄然偏离了育人初心，陷入数字化迷思与人文精神式微的困境。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是特定教育语境中的局部现象，但其警示意义却值得整个教育界深思。

　　部分学校正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在智慧校园建设浪潮中，某些学校将教育信息化简单等同于设备升级，斥巨资购置高端硬件，却忽视了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师疲于应对各种数字平台的操作培训，原本用于备课研课的时间被技术适配所挤压。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学校管理者将量化管理推向极致——课堂互动次数、多媒体使用频率、线上作业提交率等指标成为教学评价的核心依据。这种数字化管控看似科学精密，实则将教育简化为一套冰冷的技术流程，剥夺了教师因材施教的创造空间。

　　与此同时，过度行政化正在侵蚀教育的专业自主。在一些地区，学校各项任务层出不穷，教师除正常教学外，还需承担大量非教学事务。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3年调研数据，部分地区教师用于行政事务的时间占比高达38.7%，这直接挤压了备课教研与学生交流的时间。更令人忧心的是，某些学校的安全管理已趋于过度防范——课间活动受限、社会实践缩减，甚至体育项目删减，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实质上剥夺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地区的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功利化倾向。当学校将升学率作为唯一追求，当教师绩效考核与分数硬性挂钩，教育不可避免地陷入“制器”而非“育人”的异化状态。某些学校提前分科、压缩非考试科目课时、过度强化应试训练，这些做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提升学业成绩，却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相背离。

　　然而，将这些问题简单归咎于教育工作者有失公允。事实上，部分学校的困境折射出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转化为对学校的过度期待，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定义强化了应试导向，各类检查评比则反映了行政管理的路径依赖。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系统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破解这些困境需要系统性的变革智慧。首先应当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允许不同学校根据自身定位探索特色发展路径，破除“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标准。其次要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落实办学自主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重要的是重构社会对教育的认知——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塑造；学校不是流水线工厂，而是生命成长的沃土。

　　值得期待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探索回归教育本真的创新实践。北京市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制、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课程重构、成都草堂小学的诗意教育，这些改革试点充分证明，当教育摆脱功利主义束缚，完全能够实现素质教育与学业成就的双赢。这些成功案例为我们指明了改革方向：以学生为中心，尊重教育规律，平衡传统与现代，融合技术与人文。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坚守教育的人文内核。让技术服务于育人，让管理让位于教育，让评价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部分学校需要改进的方向，更是整个教育界应该秉持的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数字繁荣与教育本真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教育中获得生命的滋养与成长的快乐。（朱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