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视角下赣州农村人口市民化驱动机制研究

　　周小龙 唐康维 李剑 邱启祥
　　城镇化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体现。赣州市位于江西南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外出务工规模较大，城镇化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昌赣高铁（2019年通车）、赣深高铁（2021年通车）的陆续开通，赣州正式接入国家高铁网络，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这正在悄然重塑当地农村人口的流动模式。实际上，高铁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能够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对于赣州而言，高铁网络究竟是推动了本市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还是加速了人口外流？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高效地推动城镇化建设。

　　高铁网络重塑时空格局与流动预期
　　高铁网络对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影响，体现在对“时空感知”的根本性改变上。赣深高铁开通后，赣州西站到深圳北站的最短运行时间压缩至两小时以内，赣州至南昌的运行时间缩短至一个半小时。这意味着赣州农村劳动力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到达珠三角核心城市，同时也使得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频率和便利性大幅提高。这种时空压缩效应直接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预期。
　　当然，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一部分人去大城市发展的意愿有所增强；另一部分人则因往返大城市与家乡变得便捷，无需举家迁往大城市，反而更倾向于在赣州本地或周边城镇落户。后者，正是高铁网络促进本地市民化的微观基础。

　　高铁网络推动产业转移与就业结构转型
　　高铁网络对市民化的深层驱动作用，关键在于产业的空间重组。赣深高铁开通后，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家具制造、纺织服装等产业加快了向赣州转移的进程。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康家具小镇、龙南经开区等平台承接了大量外来投资，使得本地非农就业岗位明显增加。这一变化既改变了赣州农村人口市民化的传统途径，也提供了就近非农化的可能：农村人口能够在距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实现就业转换，白天进厂务工，晚上回村居住，逐步积累城市生活经验，最终过渡到在县城或中心镇购置房产并定居。这一过程的优势在于市民化呈现出台阶效应——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地级市中心城区，每一步都有产业支撑和交通便利性保障。高铁站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梯度转移的吸引力。高铁网络使市民化不再是具有高风险的“一次性跳跃”，而是可以分段、进退的渐进过程。

　　中心城市的辐射强化与县域城镇的差异化响应
　　在高铁网络格局下，赣州市中心城区的首位度有所提高。高铁站通常布局在城市外围区域或新区，围绕站点形成的新城片区往往集中了商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成为吸引农村人口的增长极。数据显示，赣州西站周边近年来房地产开发规模扩大，住宅入住率明显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购房者来自下辖各县的农村家庭，其购买动机大多基于子女教育、就业便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考虑。
　　然而，高铁网络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赣州下辖的瑞金、龙南、于都、宁都等县（市）对高铁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设有高铁站或距离高铁站较近的县（市）因赣深高铁过境设站而受益，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能力更强；而那些远离高铁干线的县（市）则面临相对边缘化的风险。这意味着，高铁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赣州市域内部的城镇格局，使市民化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集聚、沿轴生长、边缘承压”的发展特征。
　　从驱动机制看，高铁网络并非单纯地“抽空”县域人口，而是加快了人口向高铁通道沿线及中心城市流动的速度。对于农村人口而言，高铁的存在使得“在县城居住、去市里工作”或“在乡镇居住、乘高铁去外地工作”成为可能，市民化的空间选择更加多样化。

　　高铁时代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高铁网络为赣州农村人口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驱动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依靠制度层面的适配。其一，高铁使人口流动速度加快、频率提高，传统基于户籍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面临挑战。不少农村人口在高铁沿线城镇购置房屋居住，但因户籍未迁出，难以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保待遇，从而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其二，高铁站周边的开发往往导致房价和物价上涨，对收入水平尚不稳定的农村转移人口产生居住成本上的挤出效应。因此，高铁网络视角下的市民化驱动，不能仅视为交通改善引发的自发过程；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性住房供给、随迁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也需要积极作为。近年来，赣州市推行“零门槛”落户政策，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力度，这正是针对高铁时代人口流动新特征作出的制度回应。
　　课题编号：2025-NDSH04-1597（作者单位：赣南医科大学赣州市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