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青铜之源到共有精神家园

　　袁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注脚。作为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技术最先进的大型矿冶遗址，铜岭青铜文明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视角。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瑞昌青铜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既关乎历史认知的深化，更关乎如何在学理层面把握“多元”融为“一体”的根本路径。
　　立定华夏青铜之源，瑞昌铜岭铜矿遗址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确证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独立起源与原创品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根基。放眼世界，诸多古老文明或因外来入侵而中断，或因内部割裂而消亡，文明的连续性从来不是理所当然。铜岭遗址以大规模采铜遗迹和丰富的冶炼遗存给出了明确回答，中国青铜文明是在自身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遗址呈现的并非孤立的矿冶技术，而是一个集采矿、冶炼、合金配制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其技术水准与组织规模在三千年前的世界范围内亦属领先。连续性本身即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向心力，持续千年将深山之铜转化为礼乐之器，其内在的秩序感、认同感与归属感便已悄然凝铸。铜岭遗址由此超越了考古学意义，从文明源头的层面回应了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命题，一个民族对自身来历与归属的根本确认。
　　连通南北资源之脉，瑞昌青铜文明借助资源流通、技术传播与礼乐共享三重机制，在文明实体层面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建构。物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是最深层的社会整合力量。铜岭遗址位于长江中游，其铜料北上中原的路线，勾勒出早期中国资源流动与文明互动的空间格局。有学者指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主体。这种交相辉映以铜料运输通道为载体、以技术传播为中介、以礼器消费为归宿，是具体可感的文明互动过程。中原王朝对南方铜料的需求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吸纳机制，南方铜料进入中原礼乐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南方区域被纳入中华文明整体秩序的过程。在持续千年的资源流动与技术共享中，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超越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形成了互为支撑、彼此塑造的文明共生关系。瑞昌作为这一共生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供应铜料的规模，更在于以资源为纽带参与了早期中国政治空间与文化认同的整合进程。
　　照见共有精神家园，瑞昌铜岭铜矿遗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沉而独特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既需要现实的制度与政策保障，也需要从文明深处汲取认同的力量。瑞昌青铜文明的历史昭示，“多元”之所以能融为“一体”，不仅是政治整合的结果，更是数千年间资源互通、技术共享、礼乐认同累积使然。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并非中原文明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以自身的技术创造与资源供给主动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建构，这种参与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不同区域在共同创造中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瑞昌铜岭铜矿遗址的文化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如何在多样性中生成的具体路径。“多元一体”从历史事实上升为自觉认同，需要理论研究的持续推动。只有在历史深处厘清共同体形成的内在规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立得住、传得开、入得心。让三千年前的青铜回响为今天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智慧与文化支撑，正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使命与时代责任。
　　本文系2026年九江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6ZLZX2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