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在匡庐深处隐居了近1200年。我没有见证它的辉煌。十年前，全国文化讲学之风顿起，台湾学者朱高正来到白鹿洞书院，那是我所知道的九江少数几次文化盛宴之一。朱高正乃朱熹第26世孙，康德哲学研究者，是台湾最激进主张两岸统一的人士之一。是的，朱氏家族与白鹿洞的渊源已近1000年了，或可说，是朱熹创造了白鹿洞的辉煌。白鹿洞代表了一个时代文明，它的缘起与庐山究竟有何关联呢？不断念叨着“白鹿洞书院”这个名字，白鹿和书院连在一起，叫人产生无限动人的联想。 

　　据说白鹿是一种灵兽，有白鹿的地方就有隐士高人。在唐朝末年的兵荒马乱中，少年李涉、李渤兄弟从都城洛阳来到庐山结庐读书。李渤手牵一只白鹿，无论读书出游，白鹿形影不离。有时需要笔墨纸砚，那白鹿一路小跑十数里就从镇上把东西轻松驼回来。哥哥李涉后成唐代著名诗人、太学博士；而弟弟李渤，人称白鹿先生，官至谏议大夫，曾谪居江州。《新唐书》中记载，李渤具有屠羊说一般人品。九江市区南湖和甘棠湖之间的李公堤即是李渤所筑，堤上思贤桥，是百姓为纪念李公而名。那时李氏父子三人都在朝为官，李渤的父亲和哥哥因站错队伍而遭贬斥，而李渤因过于耿直得罪当权也数次被贬。究竟该如何为人如何为官，为官的意义何在？ 

　　李渤原本志在山林。唐宪宗几次派亲信上门说服，好不容易才同意当一名著作郎。此时的他突然大发英雄豪情：“皇上，宰相肖免尸位素餐，平庸误国！”李渤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出仕二十年后贬官江州刺史。他故地重游，十分感慨：“我虽还在，我的白鹿却已不知何处去也！”于是在书院旧址种植花木建造亭阁以为纪念。历史将有关的地名人名不断拔高，而追溯书院在香炉峰下的奠基，李渤可算白鹿洞文脉的发端，虽然从大庐山的角度来说为时已晚。紧接着南唐中主李璟也背着书箱行色匆匆赶来，作为日后的皇位继承人，他大概预感到庐山和白鹿洞将引领的是怎样一股潮流。李璟刚走，朝廷的诏书立刻下来：此地开办“庐山国学”。也叫“白鹿洞国学”，最初与应天府国子监一样级别，宋代改“白鹿洞书院”，复又凋零。 

　　牌坊、院落，古木，泉流，书院幽静雅致，地形因山峰环合而起，幽深似洞，所以名白鹿洞。周围山林三千亩，有许多千年古松、柳杉、水杉、紫荆、红枫、银杏、广玉兰、珍珠黄杨、红叶继木等珍稀植物。贯道溪从书院中间穿流而过，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朱子祠、御书阁等建筑参差错落，古色古香。礼圣殿是书院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歇山重檐、翼角高翅、回廊环绕，殿内供奉孔夫子石像。御书阁前有桂树两株，传为朱熹手植，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洒下小光圈，斑斑点点，仿佛时光老去，在地表留下的印痕。 

　　朱熹与白鹿洞的邂逅绝非偶然，正如李渤当年来庐山是必然一样。唐代的庐山佛音缭绕，风景秀美。东西林寺两大佛家道场，从东晋以来吸引着十方信众，也凝聚了各路文化精英。东林十八贤为人们打开通往西方极乐世界之门，他们告诉信众，只要谦卑守戒，常念阿弥陀佛便可成功到达彼岸。当地人们还传说虎溪三笑的故事：陶渊明、陆修静、慧远三人常在东林寺谈经论道，慧远和尚不觉送客送过了虎溪，惹得后山老虎有了意见，“嗷嗷……”大叫，三人于是相视大笑。可见晋代此地便呈现一种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众多文化精英各自经历不同的人生体验，最后不得不将治国和治理社会这样永远无法做好的事求助于宗教。教育与宗教是否比法律更加慈悲，从而使人们自觉向善向美呢？白鹿洞距东林寺二十公里车程。这种文化背景下，又得益于此地山深水近，气候宜人，庐山便成天下学子争相奔赴的读书之地，也再次成为儒释道各种思潮交汇之地。当时学子王贞白写有一首诗形容那段读书的岁月：“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道士们跟学生来往可谓密切，我想，无论秦代的“焚书坑儒”还是汉代的“罢黜百家”，都没能使百家学说真正消亡，它们隐于泉林之中，在山川云雾里悄悄发展演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