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传播载体创新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高岚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在乡村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适配乡村实际的文化传播载体。然而，长期以来，载体多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存在；近年来，短视频、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加速普及，乡村传播生态发生深刻重构，载体建设由此成为需要正面回答的议题。本文以九江市“红石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为样本，考察载体创新如何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传播载体为何成为关键变量
　　载体长期被当作传递内容的“容器”：内容一旦定了，走什么渠道似乎不重要。但新媒体改变了这一点：短视频成为信息主通道，算法推荐改变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人工智能让内容生产走向人机协同。载体一变，不仅传播内容随之改变，内容被感知、体验和认同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从学理看，载体不是中性通道，而是有生成性的文化中介：它不仅承载意义，也在塑造意义。工具论认为意义先于传播而存在，生成论则认为意义在载体运作中被部分参与构成。同一段民族团结故事，在短视频、深度报道和展陈场馆中，会被激活出不同的意义面向。据此，本文提出“载体自觉”视角，主张从“载体工具论”转向“载体生成论”。载体创新不是为既定内容寻找渠道，而是重新激活文化资源，再造意义生产方式。

　　九江“红石榴”品牌的载体创新实践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鄱阳湖畔，山水文化、诗词文化、书院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互叠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资源。九江市以“九派浔阳多锦绣·石榴花开分外红”为主题实施文化润心工程，推进载体创新，形成以多元共构、技术赋能、情感联结为特征的载体格局。
　　载体形式日趋多元。全市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依托瑞昌剪纸博物馆、湖口县博物馆等场馆拓展教育实践空间，以多媒介展陈把“多元一体”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经验；“红石榴”宣讲、宣讲员大赛、节庆活动构成周期性仪式场景；九江市融媒体中心与统战部门协同，借新媒体平台实现日常触达。
　　技术嵌入初见成效。“民族村的小染房”“晒秋谣”等民族题材文艺精品经由新媒体传播，覆盖面远超现场演出，显示出数字渠道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放大效应；湖口县博物馆以数字技术赋能展陈，推动观展从“观看”转向“体验”。
　　情感联结润物无声。“红石榴”源自“石榴籽”的经典意象，简洁形象、富有温度，具有跨场景适配性。永修县新庄村将“样式雷”建筑纹样、畲族刺绣图案融入16种文创产品，让民族团结理念走进日常生活。2025年以来，各类载体活动累计举办300余场，惠及各族群众5万余人次。

　　载体创新驱动认同生成的内在机理
　　实践表明，载体创新产生实效的关键在于三重机制，分别对应资源端、系统端与受众端。
　　其一，可供性激活，即文化资源在特定媒介与情境中被重新发现、重新使用的可能。中华文化资源丰富，符号形态与实践载体皆可承载共同体叙事，但“可用”不等于“被用”。瑞昌剪纸本是民间技艺，一旦被赋予民族团结主题，经由展陈成为研学项目，其媒介可供性便被唤醒，从“地方手艺”转变为“共同体叙事载体”。
　　其二，载体互文，即不同载体之间的相互映照、相互接力。不同载体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映照、相互接力、相互转化。“红石榴”符号同时存在于展陈、宣讲、短视频与文创之中：受众可能在短视频里“遇见”，到场馆里“体验”，最后通过文创“带回”。单次接触虽各自有限，但载体间的互文使认同得以累积、层层深化。
　　其三，情感具身，即通过身体参与和感官体验使认同得以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不止于“知道”，更在于“认同”。宣讲比赛的登台者、节庆现场的参与者、文创产品的使用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体验、建构认同；亲身参观、动手剪纸、参与节庆，形成数字传播难以复制的身体记忆，使共同体意识从“被告知的道理”转化为“被感受的经验”。

　　深化乡村载体创新的优化路径
　　一是构建全媒体联动传播矩阵。按照“中央媒体—省市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商业社交平台”的层级配置载体，并联动线下实体场景；明确各层功能定位，建立“中央定调—省市深挖—县级落地—平台扩散”的内容流转与话题共振机制。
　　二是深化智能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探索运用大模型辅助生成适配多平台的民族题材内容生产方式，明确“人在回路”的人机分工：机器承担素材整理、多平台改写与初稿生成，人负责价值把关与文化准确性审核。开发数字人讲解员，服务基层文博场馆；建设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为内容生产、审核与版权追溯提供支撑。同时恪守技术边界，防止流量逻辑压倒文化表达的深度与人文温度。
　　三是实施分层分类的传播策略。按年龄、文化程度与生活场景分层：面向青少年多用短视频、互动游戏等“轻载体”降低接触门槛；面向成年知识型受众，依托深度报道、文化讲座等“重载体”满足认知需求；面向基层各族群众，借助节庆活动、社区宣讲、农文旅体验等“身边载体”，实现日常浸润。
　　四是健全传播效果评估机制。在活动场次、参与人次等过程性指标之外，增设情感认同、文化理解等维度的评估指标，综合运用数据监测、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进行立体评估，避免“重声势、轻实效”的倾向。

　　结语
　　文化传播载体不是中性通道，而是具有生成性的文化中介。九江“红石榴”品牌的实践表明，乡村载体创新的要义，不在追逐技术“最新”，而在寻找最适配的媒介；不在打造单一“爆款”，而在构建多元共构的载体生态；不在以效率牺牲深度，而在让技术赋能与文化表达的深度、人文温度彼此成就。乡村载体创新的资源不在远方，就在乡村文化肌理之中，关键在于以“载体自觉”的姿态发现、激活、配置尚未被充分使用的文化资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乡村扎根、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九江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