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离梦

　　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时间，果然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在岁月中跋涉，在经历中沉淀，才渐渐读懂这句话的真正重量。教育的本质，原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一场心灵的相互叩问，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亮。而这一切的体悟，都始于三年前那个风轻云淡的初夏。

　　那日，风从山外来，还带着溪水与青草的气息。我背着沉沉的书卷，踏上了支教的路。行李中除了衣物与书籍，还塞着许多友人的嘱托与疑问——“真的要去那么远吗？”“山里孩子能听懂你说话吗？”……我并未回答，只是将目光投向车窗外愈来愈深浓的绿意。山路如绳，曲折陡峭，仿佛要将人引入另一个时空。

　　越往深处，人烟越稀。土坯房三三两两散落于山坳之间，像被岁月遗忘的纸船。有些墙已斑驳，裂缝处却钻出丛丛野花，淡紫、鹅黄、粉白，不争不抢地开着，在日光与雨露中自成世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美，原不必富丽堂皇，它只需要一点倔强，一点生机。

　　学校在村子的一隅。前面的操场上树立一面国旗，在风中安静地飘扬。孩子们就站在旗杆下，怯生生地望着我。他们眼中既有好奇，也有畏惧，像一群刚刚学会探头的小兽。我没有立刻开口，只是蹲下来，朝他们笑了笑。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约莫八九岁，辫子扎得有些松散，眼睛却亮得像蓄满了星光。她忽然也笑了，那一瞬间，仿佛山野里的花都开了。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个教书的先生，更是一个被期待、被注视的“大人”。

　　起初的日子并不顺利。语言是第一道关。他们讲方言，我说普通话，彼此总要连猜带比划才能明白。课堂上也常有尴尬的沉默，我问一个问题，底下只有一片低下去的小脑袋。但我没有着急。课后，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走访。我想认识他们，不仅仅作为学生，更是作为一个个人。

　　印象最深的是去小玲家的路。她就是那个眼睛会发光的女孩。家住得最远，要翻过一个小坡，再沿着溪边走一段。她总是一个人来回，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家里有五个孩子，她排第三。父亲腿有残疾，只能编些竹器维持家用，母亲常年在外省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两个姐姐早已辍学，在家帮忙砍柴、喂猪、照顾弟妹。

　　小玲的房间没有桌子，她每天就趴在炕沿上写作业。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画，有用木炭描的山，有用野莓汁染红的太阳。有一张上面写着：“我想妈妈回来，也想走出去。”我久久站在那幅画前，心中如潮水翻涌。那一刻我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教会他们认字算数，更是要让他们相信：山的外面还有海，云的上面还有天。你值得走出这里，也值得被世界看见。

　　从那以后，我试着在课堂中融入更多的故事与图画。讲古诗时，我带他们去山腰看真正的“远上寒山石径斜”；学自然时，我们一起去溪边找蝌蚪、认野花。渐渐地，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亮，举手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敢在课后围着我问：“老师，城里真的有那么高的楼吗？”“火车跑起来有多快？”

　　有一个雨天，教室漏了水，滴滴答答落成一个小洼。我正发愁该如何上课，一个男孩突然说：“老师，我们能不能踩水玩？”我看着他们渴望的眼神，忽然心软：“好，但要一起把水扫出去。”那堂课，我们挽起裤脚，一边扫水，一边唱起了歌。水声、笑声、歌声混成一片，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教书与学习，而是在共享一段活泼泼的人生。

　　当然，也有遗憾与自责。曾有一个男孩在算数时一直写错步骤，我因赶课没有及时纠正。后来他作业全错，躲在墙角不肯抬头。我轻轻走过去，对他说：“是老师不对，我没有等你。”他忽然哭了，我也眼眶发热。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慢下来，等一等那些还没跟上脚步的心。

　　寒来暑往，三年时光如溪水般流过。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从胆怯到自信，从沉默到开朗。小玲当上了班级领读员，声音清脆如铃；那个曾躲起来哭的男孩，如今敢上台讲故事。而我，也从一开始的慌乱生疏，变得从容笃定。我不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经师”，更愿意成为那个陪伴、倾听、引导的“人师”。

　　临别那天，孩子们一路送我到山口。小玲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我会走出大山，也会回来。”我握紧那张纸，泪终于落下。我知道，教育的种子已经种下，它终会在岁月的风中长成一片森林。这条山路，我终于走到了出口；而我的心路，却刚刚启程。他们教会我的，或许比我带给他们的更多——关于坚韧，关于真诚，关于如何在粗糙的土地上长出温柔的花。

　　如今每当我站在城市的讲台，望着台下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仍会想起那片山、那群人。我知道，我不是点亮星光的人，我只是在他们尚未睁眼的时刻，轻轻提醒：天快亮了，你是光本身。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但求索之路，本就是最美的教育。让我们以心为路，以爱为灯，一路同行，照亮彼此，也照亮更多尚未抵达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