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牧

　　童年的天空极蓝、水极清、树极绿。每当炊烟从草房顶上袅袅升起，我总望着天空中振翅的鸟儿出神。那时我常想，若有一双翅膀该有多好，便能飞越这贫瘠的土地，飞向远方。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农村的日子艰难得很。一日三顿稀饭是常事，冬天全靠山芋南瓜度日。父亲病倒后，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用她那双巧手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做的鞋在乡里是出了名的，寒冷的冬天，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她露着冻僵的手指穿针引线，常常劳累到鸡叫头遍。一双鞋能换五毛钱，买几斤大米，这样我们就不会挨饿了。即便如此，五个孩子的吃饭问题仍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都在威逼着他们。

　　1969年大旱，粮食歉收。母亲顾不得颜面，背着年幼的弟弟和三姐去江南逃荒，总算熬过了那最为艰难的一关。七岁时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中虽无余钱，但我的父母却说，孩子不读书，未来就完全没有指望了，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当父母把积攒了许久的零钱换来的新书包塞给我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我是他们放飞的希望啊！

　　每年腊月二十六，父亲买来红纸墨汁，姐姐们打扫门窗，我负责写春联、贴春联。父亲会仔细裁纸折格，看我写字时目光专注如炬。贴春联时，他教我：“做人如贴春联，要正直。”年夜饭后，父亲总会给我们祝福，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才能自立。”这是他一生的嘱托。

　　1976年寒冬，家里断粮。危难之际，母亲带着我去洲上找昌胜表哥求助。漫天飞雪中我们母子走了一天，到表哥家门口时，母亲冻得晕倒。表哥见状，二话不说，第二天就买来一百斤大米。那担救命的大米，像冬日里的一轮暖阳，融化了母亲心中的坚冰。当看见炊烟再次在我家屋顶上袅袅升起时，母亲悬而又悬的心终于放下了。

　　父亲的病在冬天格外严重，咳嗽声撕心裂肺。为了不拖累家庭，他拖着病体做“鹅毛挑”小生意。每天傍晚，我们姐弟都站在村口等他。远远地看见他佝偻的身影缓慢移动，我们便飞奔过去。姐姐接过担子，父亲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离家几百米的距离，于他而言，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实在是走不动了，真想永远地停下来。1977年春节，父亲肺气肿加重，整夜靠在床上喘息。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分担一点父亲的病痛。年夜饭时，父亲已吃不下东西，却仍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那句嘱托：“好好读书，将来才能自立。”

　　正月初八，父亲带着未了的心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送葬那天，我做了一件让大人们震惊的事——连夜用刀子在砖头上刻了父亲的墓碑。当我把这块刻着名字和日期的砖头拿出来时，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

　　母亲从此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在生产队，她拼死拼活挣工分，回到家还要喂猪洗衣做饭。绝望时她曾想一死了之，但想到五个孩子，“如果自己走了，他们怎么活下去？”她将悲伤丢弃一边，又咬牙坚持下来。

　　我十一岁那年，突发脑膜炎高烧惊厥。镇卫生院的医生诊断后摇着头说：“孩子情况危急，得赶紧送县医院！”母亲慌了神，背起我就往县城跑。那时没有车，几十里的土路，母亲硬是一口气没歇。后来护士告诉我，母亲守在我病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我退烧醒来，才瘫坐在椅子上哭出声来。

　　1983年，我十六岁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秀才”。母亲喜极而泣，拉着我到父亲坟前磕头，她这么多年忍受的艰辛、委屈和煎熬，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和释放。师范四年，母亲从未来过我的学校——她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儿子，而是舍不得两块钱的往返车费。在她眼里，钱要用在最急需的地方。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常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母亲像漫漫长夜中的一束火把，积蓄着一切能量，默默地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这年冬天，大雪压垮了家里的草房。为了重建一个家，每个周末，我都从县城赶回，和母亲一起赤脚和泥垒墙，一干就到深夜。母亲脚上生满冻疮，双手皲裂流血，终于垒起了遮风避雨的港湾。

　　1987年9月，拿到人生的第一份工资时，我给母亲买了全村首台电风扇。当徐徐的凉风吹干母亲劳累了一天的汗水时，曾经失去的家庭顶梁柱在母亲心里终于又复活了。

　　后来我调到县城，母亲不辞劳苦，两地奔波帮我带孩子。她时常告诫我，“现在日子好过了，可不能忘本。”偶有朋友同事到我家小聚，她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要，砸了饭碗就毁了全家。”她从不与儿媳、邻居拌嘴逞强，用自己的善良和宽容默默地感染着她的每一个子孙。

　　2011年我调往省城，她跑不动了，留在老家生活。每次回去，总看见她早早地站在村口翘首以盼；离别时，她又蹒跚着送我到车前。看着母亲颤巍巍地、恋恋不舍地向我道别，泪水顷刻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想拿钱修缮老屋，改善母亲的住房条件，母亲却说：“你家也不宽裕，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修房子的事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可尽孝是不能等的，2015年夏天，含辛茹苦、操劳一生的母亲在老屋安详离世。临终前，她断断续续说出了心中的遗憾，就是没能培养我上大学，也没能在我成家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我告诉她：“我有这么多姐弟，就是您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母亲听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母亲走后，那间空荡荡的老屋还在，那条她等候儿女回来的乡路还在。父母用他们的一生，为我树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