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 颜

　　多少年过去，童年的一个场景依然清晰如昨：一台缝纫机上，有一个小小的抽屉，里面藏着母亲用来画线的方片形粉笔。我悄悄拿出一块，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涂鸦。那是一扇没有上漆的木门，门后的木板还保留着许多毛刺，鬼使神差般，不识字的我在门后画出了一个规整的“才”字。

　　我相信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发明，虽未获得一句肯定，却暗自洋洋得意。那个字在门后保留了多年，识字之后连自己都感到吃惊。这似乎成为一种人生的隐喻，指引着我一生都在涂字中度过。只是当年的母亲没有想到，女儿将成为一个作家，有一天会用文字细致地描摹她的缝纫机和那些机器“哒哒”响的细碎时光。

　　何止于此呢，只要我愿意，那个名叫麦菜岭的村庄里所有的人和事、物与景，无不能进入我的笔端，被一一书写。比如烈日之下的晒谷场以及蹑手蹑脚偷吃粮食的鸟雀，比如寒风吹彻的冬日里蹲在小溪边的女人们以及冻得通红的双手，比如皎洁的月光下扮作乞丐的顽童以及突然被敲响的祖母的木门……

　　那些场景，构成了我的故乡、童年和生活，也构成了我的写作底色，最终构成了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在余华和苏童的对话里，我捕捉到一个观点：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作品与个人生活并不相符，甚至存在很大反差的，另一种则是生活和作品匹配度极高的，深以为然。扪心自问，我无疑属于后者。在我看来，散文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建筑于生活之上。一部作品的完成，多么像建造一所房子，从开基、砌墙、安装门窗，到上梁、盖瓦、粉刷墙壁，需要调动太多生活的材料与经验。

　　事实上，人的一生不会永远囿于一座村庄。我沿着生活这条路一直走，从乡村到城市，从机关干部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身份的不断切换决定了我的生活半径，也决定了我的写作走向和维度。我在扩大的生活半径中行走，也在扩大的经验范围中思索，那些主动或被动走向法庭的芸芸众生，那些庄严判决背后的人情冷暖，被一一形诸笔端。一部《陪审员手记》，成为五年人民陪审员时光最好的注释，也成为我走向非虚构写作的关键节点。

　　俄国作家巴丘什科夫说：“像生活一样写作，像写作一样生活。”的确，生活与写作原本是可以水乳交融的。在一次次非虚构写作实践中，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作家不能一味等待经验自行抵达，而是应该主动走向生活。后来，那扇叫作生活的门被不断打开，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去寻找那些孤独守护非遗文化的人，去融入他们的生活，去走进他们的生命。又一个五年过去，我的第二部长篇非虚构《古陂的舞者》诞生。我知道，非虚构写作的最大意义，是为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为社会学家留下宝贵的研究案例，但它又何尝不是为作家自身留下生活和生命的记录呢？

　　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我从来不曾进入阅读和写作，很多事情都将与我无关，很多生活也会像风一样被掠过，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是如此庆幸，这个假如并不成立。